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
  8辽、夏、金的邮驿
 


8 辽、夏、金的邮驿

 

与北宋、南宋同时,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,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、女真族建立的金,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。

当时北方战争频仍,民族压迫深重,经济遭到较大破坏,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,但不久,辽、西夏和金的统治者,很快收拾残局,恢复了经济,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,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。

辽朝的邮驿,一般说比较落后,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。以陆路交通为主,主要交通工具有牛、车、骆驼和马等。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,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,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。辽时,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。当时,从辽的上京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)、中京(今内蒙古宁城)、东京(今辽宁辽阳)和南京(今北京市)之间,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,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。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,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,也都与中原相似。

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。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。从宋人曾公亮的《武经总要》记载看,东京至中京大定府(今内蒙古宁城),沿途共有14处驿馆,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、唐叶馆、建安馆、三河驿等等,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。以东京为中心,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。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,全长共达5000余里。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,所以又称为“鹰道”。

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,长一尺左右,刻以契丹文,意为“宜速”。又有“敕走马牌”的字样,以为凭信。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,其次500里。

辽代后期,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,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,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,驿运十分艰难,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。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,已使百姓达到“破产不能给”的程度。因此,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。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,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,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,画了一只乌鸦,上面附着两句诗:“星稀月明夜,皆欲向南飞”,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。

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。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,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。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,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,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,沟通了陕、甘、宁地区的驿路。莎桥是索桥的转音,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。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(《陇右金石录》)。

据宋人曾巩的《隆平集》说,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,南北有10驿,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。夏驿主要用马、牛、骆驼为通信工具,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。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,刻有西夏文字“敕燃马焚”,意为“敕令驿马昼夜急驰”。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。

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,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,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。开始时,女真族比辽、夏、宋都要落后,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。《金史》记载,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,尚无文字,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,有一名叫耨[nòu]碗温敦思忠的使者,往来传转诏辞,数千言从无少误。以后,金统治者“得辽人用之”,学会了用文字,驿传制度逐渐开始。此后,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,从金太宗起,自京师会宁府(今黑龙江阿城)至今河南开封,每50里置一驿,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。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,从汴梁出发,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,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,全程达2500多里路。

金世宗时,又设立急递铺。这里还有一段故事:有一天,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:“朕常欲得新荔枝”,于是仿效唐明皇、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,设了急递铺。规定每10里一铺,每铺铺头一人,铺兵三名。铺兵骑马传送文书,日行可300里。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,一律向民间征收,称之曰“铺马钱”。

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。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,他记叙说,中都驿供应梨、栗等干鲜果品,还可喝到酒。

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,有金牌、银牌、木牌三种,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。每逢出使,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,俗称金牌、银牌郎君。南宋人认为,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。南宋洪皓的《松漠纪闻》和赵彦卫的《御寨行程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,说金的驿站称为“寨”、“铺”、“馆”。《松漠纪闻》中有“银州南铺”、“宿州北铺”、“安州南铺”等等记载。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,道路荒芜,颓垣残破,无人修理。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。
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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